东海之上，几块面积不大的礁石小岛，因为一个家族、一纸诏书，被拖进了大国博弈和国际法的漩涡里，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并不多见。
钓鱼岛的问题，并不是从1970年代才突然冒出来的。要看懂那个自称“岛主”的美国老太太，也要先看清在她之前近百年间，朝廷、洋务官员、列强、移民、海外学人，是怎样一步步把钓鱼岛推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段历史并不是从战火炮声开始，而是从药材和慈善铺子这种看似细碎的事情起了头。
一、晚清的海岛与药材：钓鱼岛如何进入视野
清朝中叶以前，像钓鱼岛这样的东海小岛，在中央政权的视野中存在感并不强。疆域图上有位置，地方官府有记载，但在日常行政事务里，它们更多只是海防线上的点位，偶尔被渔民、盐商、船队提到。
进入19世纪下半叶情况变了。内忧外患之下，朝廷意识到沿海一旦失控，后患无穷。于是，在福建、浙江、台湾一带，加强对外海岛屿的巡察、登记和利用，成了海防政策的一部分。对官员来说，谁能把海防、贸易、财税、民生这些事捏在一起做出成绩，谁就更容易得到重用。
盛宣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登上历史舞台的。
这位江苏常州人，1867年前后屡试科举不中，只好改走实务之路。1870年起他入李鸿章幕府，参与轮船招商局、电报、矿务等新式产业，逐渐形成“官督商办”的典型模式。既是官员，又是企业家，实权不小。
与此同时，盛宣怀在天津、上海等地搞慈善，设义学、办医院，甚至开设带药材加工性质的“广仁堂”，一方面做善事，一方面也以此接近宫廷的生活需求。清末这种“实业+慈善+官职”的复合身份，不得不说是很典型的一种权力路径。
钓鱼岛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与盛家捆绑在一起的。
二、慈禧、广仁堂与“赏岛采药”的说法
关于钓鱼岛和盛家的直接联系，最核心的说法是：1893年前后，慈禧太后罹患风湿等顽疾，服用了盛宣怀广仁堂进献的药丸，病情缓解，于是“赏赐”盛家在东海几座岛屿的采药权，其中就包括钓鱼岛列屿。
这一说法，后来被写进了一纸被称为“慈禧手谕”的诏书里。诏书宣称，钓鱼台、黄尾屿、赤尾屿等地“著归太常寺正卿盛宣怀采药之用”，不许外人侵扰。
从逻辑上看，慈禧对亲信大臣给予某种实物赏赐，并不奇怪。清代对一些边远地区的利用，确实有“给某大臣牧地、采矿、采药”的惯例。钓鱼岛周边盛产海药、海兽骨、珊瑚等，对当时的医疗和香料产业有价值，赏作采药之地，在制度上并不出格。
问题出在两个地方。
其一，诏书中称盛宣怀为“太常寺正卿”，而现存史书及档案并未记载他担任过此职。盛宣怀从道员、侍郎，到工部尚书、邮传部尚书的履历相对清晰，与太常寺系统并无交集。这就为后来的真伪争议埋下伏笔。
其二，这类涉及岛屿利用权的文件，如果出自宫廷，按理应有总理衙门、军机处等处的相关备案。但目前在公开档案中，还未发现与这份手谕相对应的内阁抄本或登记记录。也就是说，盛家一支口耳相传的说法，与官方档案之间存在明显空白。
尽管如此，“盛家奉旨采药”的印象，确实在家族内部延续了下来。晚清至民国，一些与盛家有往来的商人、族人口述中，提到过“东海采药业”“家有岛产”等说法。到20世纪，盛家的后辈甚至将这些回忆整理为文字材料，用以证明祖上在钓鱼岛长期活动。
三、从洋务到战败：一座小岛被卷入大国战争
盛宣怀在1900年前后达到权势高峰，先后参与创办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、中国红十字会、汉阳铁厂等项目。此时，东海海防依然是清廷头疼的问题，但在条约体系中，沿海岛屿总体仍被视作中国疆域的一部分。
真正让钓鱼岛命运急转的，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。
战争焦点在朝鲜半岛，却很快延伸到辽东半岛和台湾。1895年4月签署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将台湾“全岛及一切附属各岛屿”割让给日本。日本方面随后在自己的行政划分中，将钓鱼岛列入它们所谓的“冲绳县管辖范围”。
清廷在签约时，并未对“附属各岛屿”的范围作出细致界定。钓鱼岛没有单独被点名，却被日本归入“附属岛”之列，留下巨大隐患。晚清政府在外交上疲于奔命，对这些远海小岛的反驳力度十分有限。
如果从盛家的角度看，这一步意味着什么？很现实：哪怕真曾得到钓鱼岛采药权，在国际条约的层面上，也相当于在战败中被整体轧进了割让范围。盛家对岛上的经济权益，从此陷入一种“自认为有，有关条约却不承认”的尴尬境地。
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：在甲午战争之后，关于钓鱼岛的官方文书记录变少了，可民间和家族记载却并未断绝。历史现场出现了两套叙事——条约中的领土划分，和岛民、商人、某些家族心目中的惯常认知。
四、家道中落与产业转移：钓鱼岛在盛家内部的流转
1916年，盛宣怀去世。此时的清王朝已风雨飘摇，民国新政权难以把海权和岛屿管理理顺。盛家产业遍布铁路、矿山、工商业，表面风光，实则也经不起战乱和政治变局的消耗。
盛宣怀第四子盛恩颐接手家业后，因性情放纵、经营无度，加上国内政局动荡，家族生意一落千丈。到抗战胜利前后，盛家在大陆的许多产业已经或被没收，或被兼并，所谓“钓鱼岛产业”也只剩下账面和记忆中的权利。
大约在1947年至1948年间，盛恩颐将自己名下与钓鱼岛相关的产业权，转移给女儿盛毓真。此时的盛毓真已在台湾生活，后因亲属关系过继给徐淑希，改姓徐，名“徐逸”。这一过继，使她在法理上既是盛家后人，又拥有徐家身份。
关于这段转移，后人有不同版本。有的说只是象征性的权利交接，有的则强调仍有实际收益。但有一点比较清楚：在家族内部，盛恩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把他自认属于盛家的“东海岛产”，留给这位女儿，至少在名义上延续下去。
盛家晚辈中，有人回忆说，老一辈在家族聚会时会提到“钓鱼台是我们祖宗赏来的采药地”，语气中既有自豪，也有无奈。无奈的是，日治时期，日本对台湾及周边岛屿实施严密管制，要以“清朝赐岛”为由去主张什么权利，在实际操作上几乎没有空间。
五、战后格局变化：一座岛再次被大国处理
1945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台湾回归中国。这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，被视为历史正义的一次恢复。按理说，与台湾相关的附属岛屿，也应一并归还。
但国际政治从来不会简单按照情理走。战后美国在太平洋构建防线，将琉球群岛及周边地区置于其托管或控制之下。钓鱼岛一带，也被安排在这个庞大体系中。名义上属于“战后安排”，实际却非常接近事实上的长时间占用。
进入冷战时期，美国为加固对日本的扶持和对东亚的控制，开始谋划将部分琉球行政权移交给日本。1960年代末，美国和日本谈判“归还冲绳”，钓鱼岛列屿被悄然包含在这一大包裹中。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方面来说，这显然是难以接受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之前，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论并没有大规模爆发。直到美国把岛屿打入“归还日本”的清单里，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学者、留学生才猛然发现：一块他们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可能要被第三方安排给另一个国家。
这就为后来的“保钓运动”和美国国会听证埋下了导火索。
六、保钓浪潮中，一个老太太和一纸手谕
1970年前后，美日“归还冲绳协定”消息公开，北美地区华人中迅速出现反弹情绪。一些留学生、教授、老移民自发组织起来，在校园和街头举行演讲、游行，打出“钓鱼岛是中国的”等标语。
在这一波保钓浪潮中，那位后来被媒体称作“岛主”的老太太出现了。
1971年，美国参议院为回应各方压力，就钓鱼岛等地的归属问题举行听证。此时已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徐逸，带着一卷宣称是“慈禧太后手谕”的诏书，向听证会递交材料，表示钓鱼岛自晚清起便为中国管辖，其采药权赐予其祖父一支，她作为继承人出面陈述。
听证前，她曾和几位华人代表讨论过如何呈述材料。有人问她：“徐女士，您这手谕，可有美国公证？”徐逸从手袋里拿出一份文件，“1959年在纽约州金斯县公证过，当时只是做个存档，这回算派上用场了。”
听证会上，美方议员主要关心的是美国从日本手里收回、再转交的程序问题，对清末手谕的法律效力并未做深入讨论。但徐逸的出现，以及她那句“钓鱼岛是我们中国人的岛，不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可以随便转让的”，在海外华人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
这一年，她已届老年，却在多场华人社区活动中亲自展示那卷诏书。卷轴打开，长约60厘米，宽约30厘米，纸色略黄，中央盖着椭圆形的“慈禧皇太后之宝”大印，文字中有“钓鱼台”“采药”“盛宣怀”等字样。
有在场的学生回忆，当时不少人是第一次看到与钓鱼岛相关的清代文书，直观的视觉冲击，让他们在情感上对“岛是中国的”这件事，更添了一层具体感。
不过，从国际法角度看，这纸诏书即便毫无争议，也很难直接变成听证会上的决定性依据。它更多起到的是一种历史陈述和舆论动员的作用。
七、疑问浮现：学者、家族与“诏书”的对话
随着保钓运动声势渐起，“慈禧手谕”在媒体报道中逐渐放大，一些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学者开始仔细推敲它的内容。
大约在1972年前后，学者吴天颖通过渠道看到诏书影印件。出于谨慎，他拿着影印件去请教自己的恩师——一位长期从事清代档案整理的郑姓教授。
郑教授拿在手里看了又看，说了一句：“纸不错，字也还像那个时代，可有几处怪得很。”怪在何处？一是刚才提到的“太常寺正卿”官职与史料不符；二是用词格式与光绪朝其他诏批相比，有微妙差别；三是印章形状与已知的“慈禧皇太后之宝”略有不合。
有一次讨论时，学生问他：“老师，那是不是就一定是假的？”郑教授摇头：“历史文献不能这么简单下结论，只能说疑点很多，需要更多证据。”
与此同时，关于这份手谕的另一个说法，从盛家内部传了出来。盛宣怀的孙辈盛毓度在接受香港学者雷竞璇采访时，提到家里曾有太监帮助弄到诏书的事情。他的原话大意是：为了在地方上办事方便，有人出钱请太监写了一份诏书样本，送给祖上做“凭据”，但后来钱没付清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这一说法，如果属实，意味着这份“慈禧手谕”从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阁备案诏书，而是宫廷内线“私下运作”的产物。它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过实际效果，比如地方官“看在太后脸上”给些方便，却很难在严格的档案体系里留下痕迹。
关于盛毓度的说法，也存在争议。有族人认为，他未必了解全部内情，也可能为了与某些支系划清界限而说重话。不管怎样，学者和家族内部的这些声音，使得“诏书真伪”问题，很快被从感情层面拉回到历史考证层面。
从此，“慈禧手谕”成为一个标签：一方面在民间、媒体眼中，是钓鱼岛历史归属的一份“象征性证据”；另一方面，在严谨的史学界，则是一份需要不停被质疑、被检验的材料。
八、诏书之外：采药记、海图与行政实践
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便撇开这份备受质疑的手谕，钓鱼岛与中国的历史联系，也并不只靠这一纸诏书支撑。
1970年，盛家后辈盛承楠发表了一篇《钓鱼岛列屿采药记》，回忆祖上和亲属在岛上采集药材、海产品的经历。文章提到，盛家曾雇人定期从福建、浙江沿海出发，到钓鱼岛一带采集海蛇、藻类、贝壳等，用于配制药材和香料。
这篇文章当然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，但其中不少细节与晚清、民国时期的航海记录、渔民口述相互印证。例如，文中提到的某些海流、风向特点，与海军绘制的东海海图基本相符，说明作者对航路并非完全凭空想象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清廷和民国政府的一些资料中，钓鱼岛及其周边被纳入地方行政的事实时有出现。福建、台湾地区的方志，以及部分海防档案中，对“钓鱼台”“黄尾屿”的巡防、渔业活动都有记录。这类材料虽零碎，却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：岛屿长期处于中国地方行政和海防体系的视野之内。
从历史方法看，这些实务层面的记录，比单一的一纸“诏书”更具整体说服力。岛屿主权不仅取决于谁在某年某月写过一份文件，更看重谁长期在这里巡逻、征税、管理渔民、处理纠纷。钓鱼岛在19世纪末之前，正是这样被纳入东南沿海行政实践中的。
诏书的问题，其实反过来提醒一个道理：任何单一文献，都不应被拔高为决定性铁证。更有价值的，是把各种零碎史料拼在一起，看那条贯穿百年的“日常治理”线索。
九、海外华人与跨国维权：保钓运动的另一面
回到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，它并非只围绕“慈禧手谕”展开。徐逸带着诏书，是其中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环节，但远远不是全部。
当时，在美国的许多华人学生、学者，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切入，有的翻查旧地图，有的检索国际法判例，有的整理中日官方文件。他们在校园里组织讲座，印制小册子，用英文讲述钓鱼岛的历史和中国的主权主张，试图在美国社会争取更多理解。
有一位参与者回忆，在一次筹备会上，一名理工科学生忍不住抱怨：“我们这些搞工程的，哪懂这么多历史和法律？”另一名从事历史研究的华人笑着说：“你能把地图画清楚，法学院的同学就能去讲条约，多一个图，多一分说服力。”
在这种分工合作中，保钓运动逐渐形成了一个跨学科、跨地区的网络。纽约、旧金山、东京、香港等地的华人社团互通消息，用信件、传真协调行动日期和口号内容。徐逸的“诏书”，只是众多材料中的一块拼图。
美国官方在1971年听证会后的基本态度，是强调自己只是“行政权移交”，不对最终主权归属作实质判断。这种表述，既反映了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本的倚重，也体现了它试图在法律上保持一定回旋余地的考虑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海外华人的保钓行动，更多是在提出一种警告：相关当事方在处理岛屿问题时，不能完全无视中国方面的历史主张和民族感情。徐逸拿出“慈禧手谕”，正是试图用一种直观、有故事性的方式，把这层历史记忆带到美国的政治议场。
十、家国纠缠：一纸诏书的命运与钓鱼岛的历史位置
2003年，徐逸在台湾去世。晚年时，她曾将那纸诏书捐给台湾有关机构保存。诏书的命运，从清宫到盛家，从上海、台湾到美国，再回到台湾档案架上，走了一个漫长的圈。
而在盛家其他后人那里，对这份诏书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。有的后辈认为，它是祖辈与宫廷关系的象征，即便存在形式上的不规范，也承载着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；也有人觉得，过分纠缠于它的真假，反而遮蔽了钓鱼岛作为中国海疆一部分的整体历史事实。
盛承懋等家族成员，直到2022年前后仍在公开讲座中提及盛宣怀与钓鱼岛采药的故事，但同时也会强调：钓鱼岛是否是盛家的“私产”，从来不是主权争议的唯一焦点。它的核心问题，仍在于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战争、条约和战后安排。
如果把视线从盛家稍微拉远一点，会发现钓鱼岛的历史位置，大致有几层：
一是作为东海海防和渔业活动的一部分，被清朝地方行政纳入日常巡防和利用体系，这是它“属于谁”的基础层面；
二是作为中日战争后条约的一环，被日本单方面归入“附属岛屿”，导致主权事实出现断裂和争议，这是一层惨痛的近代史烙印；
三是作为战后美日同盟结构中的一枚棋子，被置于托管和“行政权移交”的框架里，牵连到大国冷战博弈；
四是作为海外华人集体记忆的焦点，在1970年代保钓运动中被重新激活，成为跨国维权和民族认同的象征。
在这些层层叠加的历史结构中，一纸“慈禧手谕”显得既重要又有限。重要的是，它折射出清末权力运作、边疆管理、家族实业之间的复杂关系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钓鱼岛并非“无主之地”；有限的是，它无法单独承担起主权论证的全部重量，其文字、印章与档案之间的矛盾，也注定要在学界长期被检验和讨论。
钓鱼岛的问题，远不止是谁家的“产业”那么简单。它牵扯的是十九世纪以来东亚海域秩序的变迁，是一个衰落帝国对边海治理的迟缓，是战败后被迫签下的不平等条约，也是海外华人在新环境中仍试图维护故土权益的各种努力。
徐逸在1971年拿出那纸诏书，只是把这些纠缠了近百年的线头，集中拉到了一个听证会现场。对理解钓鱼岛的历史来说，她的出现，是一段漫长故事中的一个节点，而不是故事本身的终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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