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东海之上,几块面积不大的礁石小岛,因为一个家族、一纸诏书,被拖进了大国博弈和国际法的漩涡里,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并不多见。
钓鱼岛的问题,并不是从1970年代才突然冒出来的。要看懂那个自称“岛主”的美国老太太,也要先看清在她之前近百年间,朝廷、洋务官员、列强、移民、海外学人,是怎样一步步把钓鱼岛推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。
有意思的是,这段历史并不是从战火炮声开始,而是从药材和慈善铺子这种看似细碎的事情起了头。
一、晚清的海岛与药材:钓鱼岛如何进入视野
清朝中叶以前,像钓鱼岛这样的东海小岛,在中央政权的视野中存在感并不强。疆域图上有位置,地方官府有记载,但在日常行政事务里,它们更多只是海防线上的点位,偶尔被渔民、盐商、船队提到。
进入19世纪下半叶情况变了。内忧外患之下,朝廷意识到沿海一旦失控,后患无穷。于是,在福建、浙江、台湾一带,加强对外海岛屿的巡察、登记和利用,成了海防政策的一部分。对官员来说,谁能把海防、贸易、财税、民生这些事捏在一起做出成绩,谁就更容易得到重用。
盛宣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登上历史舞台的。
这位江苏常州人,1867年前后屡试科举不中,只好改走实务之路。1870年起他入李鸿章幕府,参与轮船招商局、电报、矿务等新式产业,逐渐形成“官督商办”的典型模式。既是官员,又是企业家,实权不小。

与此同时,盛宣怀在天津、上海等地搞慈善,设义学、办医院,甚至开设带药材加工性质的“广仁堂”,一方面做善事,一方面也以此接近宫廷的生活需求。清末这种“实业+慈善+官职”的复合身份,不得不说是很典型的一种权力路径。
钓鱼岛,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与盛家捆绑在一起的。
二、慈禧、广仁堂与“赏岛采药”的说法
关于钓鱼岛和盛家的直接联系,最核心的说法是:1893年前后,慈禧太后罹患风湿等顽疾,服用了盛宣怀广仁堂进献的药丸,病情缓解,于是“赏赐”盛家在东海几座岛屿的采药权,其中就包括钓鱼岛列屿。
这一说法,后来被写进了一纸被称为“慈禧手谕”的诏书里。诏书宣称,钓鱼台、黄尾屿、赤尾屿等地“著归太常寺正卿盛宣怀采药之用”,不许外人侵扰。
从逻辑上看,慈禧对亲信大臣给予某种实物赏赐,并不奇怪。清代对一些边远地区的利用,确实有“给某大臣牧地、采矿、采药”的惯例。钓鱼岛周边盛产海药、海兽骨、珊瑚等,对当时的医疗和香料产业有价值,赏作采药之地,在制度上并不出格。
问题出在两个地方。
其一,诏书中称盛宣怀为“太常寺正卿”,而现存史书及档案并未记载他担任过此职。盛宣怀从道员、侍郎,到工部尚书、邮传部尚书的履历相对清晰,与太常寺系统并无交集。这就为后来的真伪争议埋下伏笔。
其二,这类涉及岛屿利用权的文件,如果出自宫廷,按理应有总理衙门、军机处等处的相关备案。但目前在公开档案中,还未发现与这份手谕相对应的内阁抄本或登记记录。也就是说,盛家一支口耳相传的说法,与官方档案之间存在明显空白。
尽管如此,“盛家奉旨采药”的印象,确实在家族内部延续了下来。晚清至民国,一些与盛家有往来的商人、族人口述中,提到过“东海采药业”“家有岛产”等说法。到20世纪,盛家的后辈甚至将这些回忆整理为文字材料,用以证明祖上在钓鱼岛长期活动。

三、从洋务到战败:一座小岛被卷入大国战争
盛宣怀在1900年前后达到权势高峰,先后参与创办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、中国红十字会、汉阳铁厂等项目。此时,东海海防依然是清廷头疼的问题,但在条约体系中,沿海岛屿总体仍被视作中国疆域的一部分。
真正让钓鱼岛命运急转的,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。
战争焦点在朝鲜半岛,却很快延伸到辽东半岛和台湾。1895年4月签署的《马关条约》,将台湾“全岛及一切附属各岛屿”割让给日本。日本方面随后在自己的行政划分中,将钓鱼岛列入它们所谓的“冲绳县管辖范围”。
清廷在签约时,并未对“附属各岛屿”的范围作出细致界定。钓鱼岛没有单独被点名,却被日本归入“附属岛”之列,留下巨大隐患。晚清政府在外交上疲于奔命,对这些远海小岛的反驳力度十分有限。
如果从盛家的角度看,这一步意味着什么?很现实:哪怕真曾得到钓鱼岛采药权,在国际条约的层面上,也相当于在战败中被整体轧进了割让范围。盛家对岛上的经济权益,从此陷入一种“自认为有,有关条约却不承认”的尴尬境地。
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:在甲午战争之后,关于钓鱼岛的官方文书记录变少了,可民间和家族记载却并未断绝。历史现场出现了两套叙事——条约中的领土划分,和岛民、商人、某些家族心目中的惯常认知。
四、家道中落与产业转移:钓鱼岛在盛家内部的流转

1916年,盛宣怀去世。此时的清王朝已风雨飘摇,民国新政权难以把海权和岛屿管理理顺。盛家产业遍布铁路、矿山、工商业,表面风光,实则也经不起战乱和政治变局的消耗。
盛宣怀第四子盛恩颐接手家业后,因性情放纵、经营无度,加上国内政局动荡,家族生意一落千丈。到抗战胜利前后,盛家在大陆的许多产业已经或被没收,或被兼并,所谓“钓鱼岛产业”也只剩下账面和记忆中的权利。
大约在1947年至1948年间,盛恩颐将自己名下与钓鱼岛相关的产业权,转移给女儿盛毓真。此时的盛毓真已在台湾生活,后因亲属关系过继给徐淑希,改姓徐,名“徐逸”。这一过继,使她在法理上既是盛家后人,又拥有徐家身份。
关于这段转移,后人有不同版本。有的说只是象征性的权利交接,有的则强调仍有实际收益。但有一点比较清楚:在家族内部,盛恩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把他自认属于盛家的“东海岛产”,留给这位女儿,至少在名义上延续下去。
盛家晚辈中,有人回忆说,老一辈在家族聚会时会提到“钓鱼台是我们祖宗赏来的采药地”,语气中既有自豪,也有无奈。无奈的是,日治时期,日本对台湾及周边岛屿实施严密管制,要以“清朝赐岛”为由去主张什么权利,在实际操作上几乎没有空间。
五、战后格局变化:一座岛再次被大国处理
1945年,日本战败投降,台湾回归中国。这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,被视为历史正义的一次恢复。按理说,与台湾相关的附属岛屿,也应一并归还。
但国际政治从来不会简单按照情理走。战后美国在太平洋构建防线,将琉球群岛及周边地区置于其托管或控制之下。钓鱼岛一带,也被安排在这个庞大体系中。名义上属于“战后安排”,实际却非常接近事实上的长时间占用。
进入冷战时期,美国为加固对日本的扶持和对东亚的控制,开始谋划将部分琉球行政权移交给日本。1960年代末,美国和日本谈判“归还冲绳”,钓鱼岛列屿被悄然包含在这一大包裹中。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方面来说,这显然是难以接受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此之前,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论并没有大规模爆发。直到美国把岛屿打入“归还日本”的清单里,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学者、留学生才猛然发现:一块他们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,可能要被第三方安排给另一个国家。
这就为后来的“保钓运动”和美国国会听证埋下了导火索。
六、保钓浪潮中,一个老太太和一纸手谕
1970年前后,美日“归还冲绳协定”消息公开,北美地区华人中迅速出现反弹情绪。一些留学生、教授、老移民自发组织起来,在校园和街头举行演讲、游行,打出“钓鱼岛是中国的”等标语。
在这一波保钓浪潮中,那位后来被媒体称作“岛主”的老太太出现了。
1971年,美国参议院为回应各方压力,就钓鱼岛等地的归属问题举行听证。此时已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徐逸,带着一卷宣称是“慈禧太后手谕”的诏书,向听证会递交材料,表示钓鱼岛自晚清起便为中国管辖,其采药权赐予其祖父一支,她作为继承人出面陈述。
听证前,她曾和几位华人代表讨论过如何呈述材料。有人问她:“徐女士,您这手谕,可有美国公证?”徐逸从手袋里拿出一份文件,“1959年在纽约州金斯县公证过,当时只是做个存档,这回算派上用场了。”
听证会上,美方议员主要关心的是美国从日本手里收回、再转交的程序问题,对清末手谕的法律效力并未做深入讨论。但徐逸的出现,以及她那句“钓鱼岛是我们中国人的岛,不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可以随便转让的”,在海外华人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
这一年,她已届老年,却在多场华人社区活动中亲自展示那卷诏书。卷轴打开,长约60厘米,宽约30厘米,纸色略黄,中央盖着椭圆形的“慈禧皇太后之宝”大印,文字中有“钓鱼台”“采药”“盛宣怀”等字样。
有在场的学生回忆,当时不少人是第一次看到与钓鱼岛相关的清代文书,直观的视觉冲击,让他们在情感上对“岛是中国的”这件事,更添了一层具体感。

不过,从国际法角度看,这纸诏书即便毫无争议,也很难直接变成听证会上的决定性依据。它更多起到的是一种历史陈述和舆论动员的作用。
七、疑问浮现:学者、家族与“诏书”的对话
随着保钓运动声势渐起,“慈禧手谕”在媒体报道中逐渐放大,一些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学者开始仔细推敲它的内容。
大约在1972年前后,学者吴天颖通过渠道看到诏书影印件。出于谨慎,他拿着影印件去请教自己的恩师——一位长期从事清代档案整理的郑姓教授。
郑教授拿在手里看了又看,说了一句:“纸不错,字也还像那个时代,可有几处怪得很。”怪在何处?一是刚才提到的“太常寺正卿”官职与史料不符;二是用词格式与光绪朝其他诏批相比,有微妙差别;三是印章形状与已知的“慈禧皇太后之宝”略有不合。
有一次讨论时,学生问他:“老师,那是不是就一定是假的?”郑教授摇头:“历史文献不能这么简单下结论,只能说疑点很多,需要更多证据。”
与此同时,关于这份手谕的另一个说法,从盛家内部传了出来。盛宣怀的孙辈盛毓度在接受香港学者雷竞璇采访时,提到家里曾有太监帮助弄到诏书的事情。他的原话大意是:为了在地方上办事方便,有人出钱请太监写了一份诏书样本,送给祖上做“凭据”,但后来钱没付清,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这一说法,如果属实,意味着这份“慈禧手谕”从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阁备案诏书,而是宫廷内线“私下运作”的产物。它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过实际效果,比如地方官“看在太后脸上”给些方便,却很难在严格的档案体系里留下痕迹。
关于盛毓度的说法,也存在争议。有族人认为,他未必了解全部内情,也可能为了与某些支系划清界限而说重话。不管怎样,学者和家族内部的这些声音,使得“诏书真伪”问题,很快被从感情层面拉回到历史考证层面。

从此,“慈禧手谕”成为一个标签:一方面在民间、媒体眼中,是钓鱼岛历史归属的一份“象征性证据”;另一方面,在严谨的史学界,则是一份需要不停被质疑、被检验的材料。
八、诏书之外:采药记、海图与行政实践
值得一提的是,即便撇开这份备受质疑的手谕,钓鱼岛与中国的历史联系,也并不只靠这一纸诏书支撑。
1970年,盛家后辈盛承楠发表了一篇《钓鱼岛列屿采药记》,回忆祖上和亲属在岛上采集药材、海产品的经历。文章提到,盛家曾雇人定期从福建、浙江沿海出发,到钓鱼岛一带采集海蛇、藻类、贝壳等,用于配制药材和香料。
这篇文章当然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,但其中不少细节与晚清、民国时期的航海记录、渔民口述相互印证。例如,文中提到的某些海流、风向特点,与海军绘制的东海海图基本相符,说明作者对航路并非完全凭空想象。
更重要的是,在清廷和民国政府的一些资料中,钓鱼岛及其周边被纳入地方行政的事实时有出现。福建、台湾地区的方志,以及部分海防档案中,对“钓鱼台”“黄尾屿”的巡防、渔业活动都有记录。这类材料虽零碎,却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:岛屿长期处于中国地方行政和海防体系的视野之内。
从历史方法看,这些实务层面的记录,比单一的一纸“诏书”更具整体说服力。岛屿主权不仅取决于谁在某年某月写过一份文件,更看重谁长期在这里巡逻、征税、管理渔民、处理纠纷。钓鱼岛在19世纪末之前,正是这样被纳入东南沿海行政实践中的。
诏书的问题,其实反过来提醒一个道理:任何单一文献,都不应被拔高为决定性铁证。更有价值的,是把各种零碎史料拼在一起,看那条贯穿百年的“日常治理”线索。

九、海外华人与跨国维权:保钓运动的另一面
回到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,它并非只围绕“慈禧手谕”展开。徐逸带着诏书,是其中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环节,但远远不是全部。
当时,在美国的许多华人学生、学者,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切入,有的翻查旧地图,有的检索国际法判例,有的整理中日官方文件。他们在校园里组织讲座,印制小册子,用英文讲述钓鱼岛的历史和中国的主权主张,试图在美国社会争取更多理解。
有一位参与者回忆,在一次筹备会上,一名理工科学生忍不住抱怨:“我们这些搞工程的,哪懂这么多历史和法律?”另一名从事历史研究的华人笑着说:“你能把地图画清楚,法学院的同学就能去讲条约,多一个图,多一分说服力。”
在这种分工合作中,保钓运动逐渐形成了一个跨学科、跨地区的网络。纽约、旧金山、东京、香港等地的华人社团互通消息,用信件、传真协调行动日期和口号内容。徐逸的“诏书”,只是众多材料中的一块拼图。
美国官方在1971年听证会后的基本态度,是强调自己只是“行政权移交”,不对最终主权归属作实质判断。这种表述,既反映了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本的倚重,也体现了它试图在法律上保持一定回旋余地的考虑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海外华人的保钓行动,更多是在提出一种警告:相关当事方在处理岛屿问题时,不能完全无视中国方面的历史主张和民族感情。徐逸拿出“慈禧手谕”,正是试图用一种直观、有故事性的方式,把这层历史记忆带到美国的政治议场。
十、家国纠缠:一纸诏书的命运与钓鱼岛的历史位置
2003年,徐逸在台湾去世。晚年时,她曾将那纸诏书捐给台湾有关机构保存。诏书的命运,从清宫到盛家,从上海、台湾到美国,再回到台湾档案架上,走了一个漫长的圈。
而在盛家其他后人那里,对这份诏书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。有的后辈认为,它是祖辈与宫廷关系的象征,即便存在形式上的不规范,也承载着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;也有人觉得,过分纠缠于它的真假,反而遮蔽了钓鱼岛作为中国海疆一部分的整体历史事实。

盛承懋等家族成员,直到2022年前后仍在公开讲座中提及盛宣怀与钓鱼岛采药的故事,但同时也会强调:钓鱼岛是否是盛家的“私产”,从来不是主权争议的唯一焦点。它的核心问题,仍在于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战争、条约和战后安排。
如果把视线从盛家稍微拉远一点,会发现钓鱼岛的历史位置,大致有几层:
一是作为东海海防和渔业活动的一部分,被清朝地方行政纳入日常巡防和利用体系,这是它“属于谁”的基础层面;
二是作为中日战争后条约的一环,被日本单方面归入“附属岛屿”,导致主权事实出现断裂和争议,这是一层惨痛的近代史烙印;
三是作为战后美日同盟结构中的一枚棋子,被置于托管和“行政权移交”的框架里,牵连到大国冷战博弈;
四是作为海外华人集体记忆的焦点,在1970年代保钓运动中被重新激活,成为跨国维权和民族认同的象征。
在这些层层叠加的历史结构中,一纸“慈禧手谕”显得既重要又有限。重要的是,它折射出清末权力运作、边疆管理、家族实业之间的复杂关系,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钓鱼岛并非“无主之地”;有限的是,它无法单独承担起主权论证的全部重量,其文字、印章与档案之间的矛盾,也注定要在学界长期被检验和讨论。
钓鱼岛的问题,远不止是谁家的“产业”那么简单。它牵扯的是十九世纪以来东亚海域秩序的变迁,是一个衰落帝国对边海治理的迟缓,是战败后被迫签下的不平等条约,也是海外华人在新环境中仍试图维护故土权益的各种努力。
徐逸在1971年拿出那纸诏书,只是把这些纠缠了近百年的线头,集中拉到了一个听证会现场。对理解钓鱼岛的历史来说,她的出现,是一段漫长故事中的一个节点,而不是故事本身的终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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